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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

美文网无双至尊围观:更新时间:2017-08-24 08:26:43

  一

  一個人的文化底蘊和他的母語的程度有很大關系。一個中國人除非生長在外國,從小就學那一國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國的文字爲母語,如果那是英語,那麽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語水平有很大關系。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師或者父母輩,我的舊學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應該說再跟下一代比起來的話,我們又好像學得稍微多一些,這個情況很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時候說到了一些官場裏頭亂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脫口而出說真是“牆有茨”。有一位專門研究古詩詞的大學教授非常驚訝,說你一個學外文的人怎麽還知道“牆有茨”?

  “牆有茨”出自《詩經》,開頭就是:“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以後“牆有茨”就隐喻宮裏頭的那些亂七八糟的醜事。

  我的中文熏陶來自三個方面:家庭、學校和自己亂看書。我隻是一個個案,有我們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我最早知道的詩就是“春眠不覺曉”,那是我3歲的時候,早晨起來正好外頭下雨了,我母親一邊給我穿衣服,一邊吟這首詩,用她的方言湖州調吟。我知道,你們請葉嘉瑩先生來講過,她是主張吟詩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個地方的方言不一樣,吟的調子也不一樣。我母親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話吟。我到現在想起“春眠不覺曉”自然心裏就出現湖州調。還有其他的,比如說《滕王閣序》後頭的兩首七絕,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調,像唱歌一樣,現在還會唱。

  我中學有一位老師是河北人,他在課堂上教那個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就是用河北調來吟的。所以我現在想起這個詩的時候,就出現那個調,與湖州調完全不同。

  吟詩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記得住,就跟唱歌一樣,而且對音韻、平仄什麽的自然而然就熏出來了。但是用普通話是很難吟的,連有的韻腳都不對。

  二

  我父親是留學生,先留日後留美,他有一些我們認爲很“洋派”的朋友。那時候天津也有外國學校,就類似現在的國際學校,所有一切課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學。我父親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主要爲了學好外文。我父親對此略有動心,可是我母親堅決反對,她認爲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話,這個人的思想不會深刻,他可以說流利的洋文但是他畢竟還是中國人。外文以後可以補,中文錯過了就補不回來了。所以我繼續留在原來的學校。我很感謝她這個決定,也認同她的看法。

  我在天津上的耀華學校是一所從小學一年級一直到高中三年級的完整學校。中文和數學是最主要的主課,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學課本是教育部審定的,第一課就是“小貓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從小學三年級起,就另外加一點文言文選讀。我最初讀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朗朗上口,很快就會背。

  中學六年的課本大約文言白話各半,文言的課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漢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許不完全按朝代排序,還有按難易排序。老師在課堂上重點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覺得白話文用不着太教,做一點提醒,自學就行,挑幾篇将來考試的時候要考的。

  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文言文。我們那個學校很特别,中學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國文老師的理論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話文做不好,以後有的是機會寫白話文。這也許有一定的道理,我後來當然主要都是寫大白話,完全沒有困難,但是文言文的底子無形中對文風通順、簡練和遣詞造句的推敲是有幫助的。

  除了國文課之外,另外還加了“經訓”,這好像也是我們學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從小學六年級開始《論語》,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學》和《禮記》,初三是《詩經》,高一是《左傳》然後到高二改成“中國文學史”,這是國文課以外的。到高三的時候我們有一位老師是個看起來很冬烘的老頭兒,據說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們《小學》《爾雅》《說文解字》。

  選讀的多是比較精彩、有用的,我們對成語、典故的出處了解許多,而且對于漢文的美有了鑒賞力,對于過去的那些人和事覺得特别好玩,古代讀書人的這種境界、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的表達方式,都使我對我們中國的文化和曆史産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麗的,這麽一種感覺,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覺。

  三

  我學生時代自己讀的雜七雜八的東西遠遠超過課堂教的。我較早的亂翻書是小學五、六年級,那兩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個壁櫥,堆滿了各種新老書籍,沒有整理。我沒事就鑽進去弄得灰頭土臉,着實狼吞虎咽看了不少書。

  從武俠、神怪到《紅樓夢》,從巴金的《家》《春》《秋》到冰心的《寄小讀者》,還有翻譯小說:福爾摩斯、大仲馬、莫泊桑等。到高中的時候還有很多書是同學中互相傳的。例如有些筆記、小品,就是有一個同學家裏的藏書,像紀曉岚的《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

  我們那時放學後家庭作業比較少,所以有許多閑暇看閑書。母親雖然對我管教比較嚴,但隻要成績單使她滿意,對我看書從不加幹涉。我主要是養成了“讀字”的興趣,不一定是看書,逮着什麽看什麽,對一切有字的東西都好奇,包括買東西包的報紙,都要看一看。有時竟然也會有意外的發現。

  所有這一切對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種審美趣味,後來不論怎樣從事“西學”,周遊列國,這種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難改變的。過去是不自覺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識到什麽叫“文化底蘊”。

  讀文章、詩詞,不是讀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懷,或者至少表達某種意境吧?那麽我從這些古文中受到什麽感染和影響呢?今天不說外國的或現代的東西,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我覺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綱五常、忠孝節義那些東西。有一些傳統道德是自然而然貫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麽可以做,什麽事情不可以做,等等,這不是從書本裏頭學來的。

  一

  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官场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

  “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

  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

  二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一所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的完整学校。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弟弟哈哈笑”。但是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朗朗上口,很快就会背。

  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基本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秦汉文……高三是晚明和清朝的文章。但也许不完全按朝代排序,还有按难易排序。老师在课堂上重点教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挑几篇将来考试的时候要考的。

  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文言文。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除了国文课之外,另外还加了“经训”,这好像也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每星期一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论语》,初一是《孟子》,初二是《大学》和《礼记》,初三是《诗经》,高一是《左传》然后到高二改成“中国文学史”,这是国文课以外的。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老师是个看起来很冬烘的老头儿,据说是前清的秀才,他教我们《小学》《尔雅》《说文解字》。

  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读书人的这种境界、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好玩的、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或是老朽不堪的感觉。

  三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我较早的乱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那两年住在上海舅舅家,他家有一个壁橱,堆满了各种新老书籍,没有整理。我没事就钻进去弄得灰头土脸,着实狼吞虎咽看了不少书。

  从武侠、神怪到《红楼梦》,从巴金的《家》《春》《秋》到冰心的《寄小读者》,还有翻译小说:福尔摩斯、大仲马、莫泊桑等。到高中的时候还有很多书是同学中互相传的。例如有些笔记、小品,就是有一个同学家里的藏书,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

  我们那时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今天不说外国的或现代的东西,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了。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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